从小麦玉米角色转换看国内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

    小麦、玉米一直是北方地区两大主要粮食品种。从计划经济时期，小麦被称作细粮，玉米被称之为粗粮，用作口粮、饲料、淀粉等加工原料。长期以来，玉米市场价格、收购价格一直低于小麦价格。近年来，由于玉米转化生物质燃料，加工用途及需求量不断扩大，国际、国内玉米价格历史性地超过了小麦价格，这是罕见的。作为饲料等加工企业考虑饲料产品成本，采购价格低于玉米的小麦作为饲料原料，无可厚非，也没有必要担心浪费等问题，其实玉米产量大大高于小麦产量。玉米价格近年来一直攀升，国内价格甚至高于国际价格，高于小麦价格。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玉米进口量157万吨，与上年同比猛增19倍。近年极端天气多发，灾情频发，玉米局地出现减产，同时随着玉米深加工的需求增加，国内玉米价格一路上涨。我国由玉米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这看似反常的现象，实际上正常，反映了我国粮食产能布局的调整和国内粮食价格进入高价企升的时期，以及饲料企业和国内外生物质产业需求玉米的逐年增多，也反映出国际玉米产需对国内影响越来越大。立足国内解决小麦、玉米、稻谷供求的难度加大，任重道远。

    这一现象对我们也不乏启示和思考。

    一是传统观念上玉米是粗粮，小麦是细粮，应加以改变，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讲究膳食结构、粗细营养搭配，而玉米的“身价”日益提高。山东的地方主食——煎饼，其价格早就高于馒头价格的好几十倍。因此，作为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玉米的深加工问题，要依托科技支撑，搞玉米的食品转化，丰富供应城乡居民餐桌上的主食品种。

    二是我国粮食生产布局及粮食品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过去出口玉米，适当进口一部分加拿大或美国、澳大利亚的小麦作为品种调节，而现在是大量进口玉米和大豆，进口大米数量也在增加。一是国际国内粮食差价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粮食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因此要按照国家2008年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以及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的规划，搞好布局规划，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秋粮生产，特别是抓好主产区玉米的生产，立足自给，搞好规划，发展玉米深加工，有选择的抓好玉米生物质能源的生产。

    三是鉴于当前玉米的经济价值及用途，以及在粮食产量和农民增收中的比重，建议将玉米列入主产区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范围。

    四是玉米或将告别低价时代，要牢牢掌控玉米粮源的控制权和价格的话语权。国际方面，美国玉米的饲料需求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是太大，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层面上，在55亿蒲式耳附近波动。目前消费领域上涨最为明显的是燃料乙醇行业，从2005年开始呈直线上扬的态势，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后，其民主党对燃料乙醇生产十分支持，所以燃料乙醇用量在不断加大，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而且燃料乙醇用量仍有增加的可能。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大力倡导燃料乙醇，依靠进口美国玉米的国家，将面临比较严重的威胁和考验。所以美国燃料乙醇用量的大幅提升是否会改变世界玉米的供需格局应值得特别关注。在玉米库存消费比创下新低情况下，近两年美盘玉米价格连续走高，最高已攀升至520美分以上。

    随着美国玉米价格走高，2010年国内进口玉米价格已冲至2400元左右，今年已达到2664元/吨。2010年大大高于当时我国广东港口玉米价格，今年进口玉米和国内玉米价格相差无几。09/10年度中国共进口美国玉米157 万吨，当时美盘玉米价格在450美分以下，所以美国玉米价格若维持在500美分以上，中国进口将会受到抑制。不过由于国内需求增加和考虑价差等因素，一旦国内粮源难以满足消费需求，美国等国家玉米价格较低时，进口仍然要不得已而为之。可见国际玉米价格高挺，国内玉米价格也将受到一定支撑和关联。

    从玉米价格的升高，我们看到未来中国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仍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重蹈覆辙。曾有人讲，当前粮价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形成，诚然我国粮价，特别是食用油价格，受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资源和定价左右，但是我国粮价在政策性干预和自然禀赋的双重影响下，粮价走势始终波澜不惊，粮价作为百价之基，国家的宏观调控须臾不离开是重要因素，这是特殊国情和粮情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粮价形成的主导形式仍然是市场供求，必须遵循价值规律，要切实遵循这一颠扑不破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粮情，刚从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粮食生产和流通，不能期望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再来解决粮食市场经济问题。笔者认为，要多管齐下，共同作用；市场为主，调控辅之，政策引导，一起作用于市场粮价。应对粮价的正确做法是：其一应建立大粮食、大流通圈，破除农业、粮食等农口部门各管一摊，互不衔接的状况，国有粮食企业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建议将中储粮企业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业务上形成一体，开展最低收购价收购和市场收购，农民卖一斤粮补贴一斤；其二加大地方储备粮油的规模，调节粮价。目前省以下地方储备粮一般储备规模不足，没有达到国务院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粮食储备规模要求，这也是不符合宏观调控要求的，也不利于市场粮价的调节。建议增加地方储备粮规模，通过收储和轮换，共同参与收购，用收购来促进生产。，从生产、流通形成各司其职，收购作用于生产，生产决定流通的局面，出台一系列农业、粮食产业化的政策措施框架； 其三改变目前这种补贴形式，由种粮补贴过渡为卖粮补贴。

    其四要审慎理性看待当前国际国内粮食价格的上升。粮食涨价是发展的必然，在过去的30年，农产品的剪刀差、农业劳动力低价转入工业和城市，资源被工业和城市所垄断，成就了一个低价时代，随着石油等能源价格的国际性价格上涨，种粮成本增加，加之国际粮食生产下降，价格上涨的通胀预期输入，游资的介入，粮食和农产品必然发生涨价，中国概莫能外。农产品价格逐步上扬，特别是粮食价格，是价格回归价值，是工业反哺农业，不必要大惊小怪，应在确保宏观调控可控、可预期的前提下，逐步缩小粮食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距，小步快走地提高粮价属于上策。

    五是下决心解决粮食主体功能区的体制机制问题。走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安全，特别是自我解决小麦、玉米、稻谷的供需问题，粮食产能提高是关键。一定的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主体功能。从提供产品的角度划分，或者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譬如，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粮食产品和生态产品，若大量占用耕地和大规模搞城镇化和工业化，就会损害粮食生产能力，对粮食和食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同时也破坏生态自然环境。因此，必须区分不同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根据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开发的主体内容和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是要明确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就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在粮食主产区不允许把工业和城镇化发展作为主体功能。把农产品主产区作为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区域，是为了切实保护这类农业发展条件较好区域的耕地，使之能集中各种资源发展现代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可以使国家强农惠农的政策更集中地落实到这类区域，确保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村面貌不断改善。此外，通过集中布局、点状开发，在县城或大的城镇适度发展非农产业，可以避免过度分散发展工业带来的对耕地过度占用等问题。

     二是为解决粮食主产区财政困难等突出问题，应实施特殊的扶持和补偿政策，并逐步建立机制。 粮食是国家自强、民族自立、民生保障的基本战略物资，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粮食主产区是提供商品粮源、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粮食生产是一种带有社会公益性的行为；从产品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粮食是一种自然与市场风险大、供给与需求弹性小、投入回报率极低的产品。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保护粮食耕地和支持粮食生产的补偿政策，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适应粮食主体功能区要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应继续完善粮食主产区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奖补力度，引导并帮助地方建立基层政府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强粮食主产区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能力。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标准财政支出测算中，应当考虑属于地方支出责任范围的粮食主产区以及生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并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加大对重点粮食和生态功能区特别是“七区二十三带”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象东北黄金玉米带等粮食主产区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等各项扶持的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乃至用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省级财政要完善对省以下转移支付体制，建立省级农业、粮食及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粮食、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切实保护粮食生产、生态环境的奖惩机制。鼓励探索建立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探索建立粮食主销区或粮食调入区补偿粮食主产区和调出区的利益机制，粮食调入或生态环境受益地区应采取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对重点粮食、生态功能区因加强粮食生产和流通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及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这里着重应该强调和重视的是，粮食主产区具有生产粮食产品和生产生态产品的双重功能。粮食生产一方面是利用自然、消耗资源、形成排放的粮食产品产出过程，但同时也发挥了保护生态、美化田野和环境、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消化排放、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的作用。因此，将粮食主产区纳入生态补偿政策的扶持范围，或采取与禁止开发区基本相同的补偿政策，既是国家主体功能区配套扶持政策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对主产区粮食耕地的生态关怀和对“衣食父母”的人文关怀。同时应加大各级财政对重点粮食生产区的投入力度。在定范围、定面积、定功能基础上定经费，并分清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